醫療與法律之間的爭議已經延續了一、二百年，
在這之間有數不完的糾葛，且似乎沒有盡頭，
該如何拿捏，才是對人類最大的助益，一直引人深思。
來看看NEJM的文章，討論這場延續了兩百年精彩的辯論。
醫師、病人、和律師─兩百年來的健康法 (上)
作者: George J. Annas
翻譯: 白映俞 醫師
1812年時代的醫師，絕對無法想像來到2012年時，醫療是這麼的先進；假如一位十九世紀的醫師穿越時空，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醫院裡，他可能會相當手足無措。相反地，當十九世紀的律師來到二十一世紀，或現在的律師回到了過去，他們坐在審判庭時並不會感到陌生，出現在眼前的，還是英國移植而來的權利法案、陪審團、和常規法律的系統，差別僅在去在十九世紀，奴隸是合法的，且女人沒有投票權罷了。
無論在1812年還是在今日，醫師和律師一樣處不好，說穿了都是為了醫療糾紛的訴訟。從古自今許多醫師的心中，均視醫療糾紛訴訟為赫爾曼‧梅爾維爾(Herman Melville)1851年創作的史詩巨著，「白鯨記」下的那隻死纏爛打的邪惡白鯨。然而剛好，醫學與法律，又經常是兩個最重要的專業，因此對十九世紀的領頭醫師群而言，醫學和法律兩者間智力的拉鋸對戰是相當饒富趣味的。
過去的兩百年間，讓醫學知識符合正義原則的法律規範正名為“合法醫療”，而法律管的範圍也從“醫療法”擴張到“健康法”。在這之間，除了訴訟程序和法庭幾乎沒變外，醫療的運作或法律在醫學方面的運用早已大大改觀。健康法的實施，暗示著醫學倫理也需要援用先例，湯瑪斯‧波西瓦(Thomas Percival)在1803年寫下了過去兩百年來公認最具影響力的“醫學倫理”專著，其原著標題就是「醫療法律體系」(而非醫學倫理)，波西瓦並用超過一半的篇幅，告訴醫師們：「你若要知道什麼是醫師的責任和義務，那麼，你得先熟知法律。」
瓦特‧強尼(Walter Channing)是早期的婦產科醫師，於1825 年到 1835年擔任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前身雜誌的主編，他會為雜誌內文下“助產的專業及醫療法”這樣比較詩意的學術標題；強尼在哈佛醫學院的前身教學時，也會強調學生應該熟知狄奧多里克‧貝克(Theodoric Beck ) 1823年寫的“醫療法律的元素”。在那十九世紀的中期，醫療法律討論的大多數是法醫病理學 (看看人的正確死因，尤其有毒殺疑慮的時候)，和犯罪心理學 (被告是否在犯罪的時候心智狀況是瘋狂的)。1854年時，強尼退休，他的課程後來就以“產科及醫療法”這樣的名稱作結；六年後強尼還為「漫談醫療糾紛和醫學證據的醫療及法律論文：醫療法的主要構成元素」這本書寫了一份橫跨24頁讀書心得，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本書的原作者約翰‧J‧意威爾(John J. Elwell)可是兼具醫師及律師雙重身分的人物，無論是這本意威爾的書本身，還是強尼的書評，都為後人留下了重要的里程見證。
醫師和法律
即使強尼上課教學的醫療法大都是和產科有關的流產、墮胎及殺嬰，根據他多次在民法庭刑法庭上當見證人的經驗，強尼也堅信，醫師應該要熟知法律，才不會在法庭上手足無措不知所云，因此“了解法律”一直以來也是他教學時的重點，強尼說：「醫學與法律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天職，應當要在和諧之中，謀求最大的福利。」強尼亦引用當時的醫療法律權威─大衛‧保羅‧布朗(David Paul Brown)的論述：「假如醫生對法律毫無所知，或律師完全不懂醫學，就等於在他們各自的領域，少了必要的配備。」前面我們提到意威爾寫了那本“談醫療糾紛和醫學證據的醫療及法律論文：醫療法的主要構成元素”，就用兩個案例說明，法律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，是怎樣約束限制醫生的細節，我們接下來瞧瞧。
誤診誤醫與醫師證書的核發
第一個是著名的病人沙特，與醫師貝可和藥劑師史塔布蘭敦之間紛爭的案例。病人沙特跌斷了他的腳，過了一段時間還沒有癒合，因此，他換找貝可醫師看診。貝可醫師的作法是先再打斷沙特的腳，接著用有齒的笨重鋼架拉直，可惜成效不彰，沙特一怒之下遞了狀子控告醫師，在當時有另外三個外科醫師作證說“沒有常規使用這樣的鋼架”，於是貝可醫師被陪審團判賠病人沙特五百元英鎊 (換算為現在的幣值的話，等同於六萬元的英鎊，或說約兩百八十二萬台幣)，而被告貝可醫師不服，再上訴時法庭認為，在病人身上做這種極端的實驗，就可被認定為誤醫，而且重要的是，病人沒有同意這樣的做法，因此裁定這個賠償是合理的。法庭是這麼說的：
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使用這樣的器械做全新的實驗；雖然，兩位被告在大部分的時間裡，都是大英帝國裡專心致力做好自身工作的紳士，可是法庭還是認為，在這個特殊的案例裡，這兩位紳士表現地與現有的規則作法背道而馳，顯得既無知且無能。
然而，意威爾反對法庭的結論，反對的理由是意威爾認為，假若醫生在病人身上做了特殊的實驗，“實驗”這個事實的本身就會讓醫師為自己的魯莽輕率感到抱歉。意威爾特別註明了“有強烈的犯罪意圖，或相當地有勇無謀”才是教做“魯莽輕率”，才需要負賠償的責任。意威爾在著作的後頭，就有一篇他稱為“美國第一宗醫療謀殺”的案件，相當符合“魯莽輕率”的例子，在這裡，作者姑且稱之為“咖啡術士奇談”。
這個咖啡術士也是在病人死後被控謀殺的例子。事情是這樣的，1807年的時候，咖啡術士來到美國麻薩諸塞州落腳，宣稱自己有“治療一切發燒”的能力，法寶是他命名為“咖啡”、“驚嘆軟骨”、“公羊混上貓”的各種混合物，他讓病人服用這些藥物，再配上持續加熱及溫毯，讓嚴重受寒的病人用上一個星期。這個病人使用後常常吐，吐到後來變得筋疲力竭，短時間內就發作過很多次的痙攣，於後導致死亡。
這時候有人作證說，高劑量的“咖啡”藥物，會變成毒藥。然而，陪審團需要找到這個咖啡術士惡意謀殺病人的理由，可是，他們找不到。過失殺人的判定，也需要這個人的行為是“不合法行動下的結果”，然而，那個時候並沒有“醫師需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或執照”這樣的法律規定，自己宣稱自己是醫生，也有人要讓你醫治，這樣就可以構成醫療行為。於是，法官對陪審團是這樣說的：
可嘆啊可嘆，人總是這麼輕易地，就相信了這些跑江湖的郎中，對術士們的話信以為真，而更恐怖的是，如此的迷信還會繼續持續著。如果沒有合理的立法規範江湖郎中，我們沒有辦法修正補救這些術士們繼續殺人，我們希望，透過合理的立法，可以讓這些郎中們萬一要開藥，至少也得帶著誠實的企圖，和想要治癒病人的決心。
最後的結果，陪審團一樣判決被告無罪。不過部分也因為這樣的判決，麻州的立法處在1818年通過了第一個“醫師執照”的法律，這時的法律著眼點是“要有醫師執照的人行使醫療行為，才可以領到回報”，依舊沒有違不違法的問題，一直要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，“沒有醫師執照的人行使醫療行為，等同犯罪”才成立。
繼續閱讀：醫師、病人、和律師─兩百年來的健康法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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